
按《续玄怪录》作者李复言的说法,这个故事是唐宪宗元和初年,他在徐州听辛公平之子说的。之所以记下来,为的是警告像洛西榆林店店主那样目光短浅的势利之辈。这显然是托辞。因为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来,强迫皇帝“上仙”,才是故事的中心!
”正常的“上仙”程序,应该是:皇帝病危,无药可治,阴间迎驾使前来迎接。但上面故事中讲述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在那烛火幽暗的深宫夜宴中我们看到:当那个身着奇异服装的人拉着宦官一样的长音喊“时辰已到”时,一切都无可挽回:皇帝已被宣判死刑。不管愿不愿意,最后都得“上仙”!
在此之前,大将军对皇帝周围的“诸神”表示担心,因为他们保护着皇帝。在这种情况下,王臻建议在宫中进行一次夜宴,**皇帝周围的“诸神”。保护皇帝的“诸神”,可以被认为是大内侍卫的化身。随后大将军带人手持兵器包围了皇帝进行夜宴的宫殿。当那个怪人捧着金匕首一步步走向皇帝时,最紧张的部分开始了。皇帝在金匕首寒光的照耀下,晕晕乎乎地被扶进西阁,门关上了,一片漆黑。西阁里发生了什么?所有最残酷的场面,你都可以去想象了。

那么,杀害太上皇顺宗的是谁?应该是以俱文珍为首的扶植宪宗皇帝即位的宦官集团。当年宪宗的太子之位,就是在他们的支持下战胜有力的竞争者而获得的。如果宪宗的帝位不稳,那么他们也是危险的。而太上皇顺宗如果继续存在,即使他身体羸弱,对他们也是一个威胁。罗令则事件就是一个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宦官们决定干掉太上皇顺宗。
按“辛公平上仙”里的暗示,顺宗是被匕首刺死的。谁是手刃顺宗的凶手?故事中进献匕首的身着奇异服装的人以及大将军、王臻的原型是谁?已无法判断。但当时专权的宦官俱文珍脱不了干系。同时可以认为:杀害顺宗是在唐宪宗的默许下进行的。而且,顺宗之死首开宦官杀害皇帝后在当时不被追究的先例。

唐顺宗死因之谜
顺宗当上皇帝不久就让位给皇太子,自称是太上皇。此后不久,又莫名其妙地突然死了。死的前一天,宪宗对外宣布顺宗病重,一天后就驾崩了,这使人觉得顺宗的死像演戏一样。有人提出透过一些笔记和诗文看本质,顺宗是被宪宗和宦官们害死的。也有人不同意,认为顺宗是正常病死的,顺宗和宪宗关系融洽,根本没有被宪宗杀害的可能。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十九日,唐顺宗去世。这是一个短命的皇帝,在位仅八个月,为宦官俱文珍所迫退位,传位给太子李纯,自称太上皇,死时仅46岁。
唐顺宗的死因,根据《旧唐书》、《资治通鉴》等书的记载是病死的,长期以来人们没有怀疑。20世纪60年代,史学界经过对正史和笔记小说的研究,在这个问题上有了突破,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顺宗是被杀而死的。

贞元二十一年(785年),德宗病,想与李诵见一面而不可能。这时的德宗还没有病重到卧床不起的程度,却受到了宦官和在身旁侍医药的舒王的阻挠。德宗升天后,宦官们认为“东宫疾恙方甚”,“内中商量,所立未定”。大臣卫次公马上发表自己看法:“皇太子虽有病,但他是嫡长子,内外系心。如果实在不得已,就立皇太孙广陵王。”其他大臣跟着呼应,宦官们的阴谋就只能作罢。顺宗即位后,曾经采取了一系列抑制宦官势力的措施,使宦官们对他恨之入骨,他们遂决定废顺宗、另立皇帝。由于前两次废立未成,舒王李谊不是德宗的亲生儿子,名分不正,遭到反对,这次宦官们选定了李淳。他们在永贞元年(805年)三月立李淳为太子,改名纯,七月让他主理军国政事,八月李纯即位为皇帝,顺宗为太上皇。表面上看,立李纯是顺宗的旨意,实际上是宦官逼迫顺宗这样做的。当时起了最大作用的几个宦官是刘光奇、俱文珍、薛盈珍、西门大夫等。

吴汝煜不但赞同上述观点,而且认为宪宗和顺宗早就不和,宫廷斗争的残酷性及李氏父子之间本来就不融洽的关系,决定了宪宗杀顺宗是有可能的。此外,刘禹锡的《武陵书怀五十韵》的小序中,引用了《义陵记》的“项籍杀义帝于郴”和“今吾王何罪乃见杀”等。不过是借端托寓,影射顺宗被杀。刘禹锡抑制不住悲痛的感情,在诗的结尾透露了消息:“南合无灞岸,旦夕上高原。”上句从王粲的《七哀诗》“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化出,暗示“望长安”之意,下句用《汉书·苏武传》的一个典故:“苏武听说汉武帝死了,南向号哭,呕血,一连数月都是如此。”这里暗指刘禹锡自己悲悼顺宗的心情与苏武哭临汉武帝相同。可以这样说,《武陵书怀》是一篇比《续幽怪录》中《辛公平上仙》更为直接地反映了顺宗被杀事件的重要史料。刘禹锡是这一宫廷内幕的最早揭露者。

上述观点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张铁夫认为《辛公平上仙》不是王叔文集团的李谅(复言)所撰。他认为《续幽怪录》一书中,编者一会儿自称李生,一会儿又自称是复言。按照古人名卑字尊的传统,称人用字,以示尊崇;称己用名,以示谦卑。自称李生、复言,都是表示谦卑的意思。可见复言是李生的名,而不是他的字。《续幽怪录》的编者李复言,与王叔文集团的李谅,是名、字不同的两个人。从编者的本意来看,《辛公平上仙》不是影射顺宗被杀。在《续幽怪录》中,记述的都是一些关于神仙道术、因果报应、宿命前定的奇事异闻,其来源都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根本不值一谈,编者主要用来宣传善恶报应、安分知命的思想,从而又具有一种惩恶劝善、警戒世人、辅佐教化的思想倾向和社会作用。《辛公平上仙》的本意,也是用来箴劝、警戒的,而非比喻和影射。

《武陵书怀》的结尾二韵是:“就日秦京远,临风楚奏烦。南登无灞岸,旦夕上高原。”意为:心向君王却离京师遥远,对风兴感逐臣的奏书言烦。欲望长安却无灞陵岸可登,早晚只好踏上这平原的高处了。这二韵是一个整体,结合起来看,它表达的是元和大赦之后,刘禹锡对宪宗皇帝的殷切期望,能移京郊为官的迫切心情。根据这首诗得出顺宗被杀的结论,一个明显和重要的失误是忽略了该诗以二韵为一个小节,表达一个完整意思这个基本事实,而将二韵割裂开来,遂望文生义,别出心裁。诗的小序中提到“项籍杀义帝于郴”,义帝影射的不是顺宗而是王叔文。因为义帝之出身、立用、被逐乃至被杀害,与王叔文事类同。更重要的一点是义帝属无罪被杀,王叔文也是无罪被杀。王叔文于刘禹锡有知遇提拔之恩,对他的无罪被杀,刘禹锡自然是极其沉痛和悲愤的。这种心情,表现在诗篇中,便是为王叔文和自己鸣冤叫屈。从“继明悬日月”等来看,顺宗当时还活着,由于刘禹锡在武陵,听到顺宗死的消息应该更晚。既然顺宗当时还活着,将《书怀》作为顺宗被杀的证据,是讲不通的。

持这种观点者认为,当时宫廷斗争的结局,不是宪宗杀害了顺宗,而是宪宗和顺宗联合驱逐和杀害了王叔文。改革中,由于王叔文集团竭力阻挠宦官俱文珍立太子的做法,让原本站在王叔文背后的顺宗站到了皇太子这一边。这时的顺宗与皇太子的关系是志同道合、融洽无间的。而二王由于反对立太子,顺宗开始对他们不信任和疏远,改革的败端也就出现了。改革的过程中,王叔文张扬威福,独断专行,树植党羽,排斥异己,引起了朝廷内外的强烈反对,也导致了顺宗的厌恶和不满,终于命令宪宗“伸远不仁之害”,将其逐出朝廷,置于死地。顺宗是坚定、明确地站在皇太子一边的,宪宗对顺宗也是爱敬双奉、忠孝两全的。说顺宗被宪宗逼宫,最后被害死,既无客观上的可能,更无主观上的必要,是没有事实根据的。顺宗被杀说者将王叔文集团和皇太子集团的斗争误认为是顺宗与宪宗的斗争,是混淆了两件不同甚至相反的历史事实。柳宗元和刘禹锡都有诗文批评顺宗和宪宗,这也从反面说明宪宗和顺宗是志同道合、关系融洽、没有隔阂的。